在20世纪初的中国，陈蝶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文化企业家，他不仅是多产的小说家、杂志编辑，还是工业领袖。他在自己的书斋里捣鼓化学，用当地特产的乌贼骨制作牙粉，研制灭火器，还在报刊专栏里分享制造美妆的攻略、推广家政常识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他译介国外的科学技术，改良制造工艺，利用媒体人的资源营销，开创著名美妆品牌“蝴蝶牌”，产品畅销海外。
费正清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郁沁近著《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以下简称《美妆帝国蝴蝶牌》），以微观视角，讲述了一代中国民间工业家进入全球资本与知识、技术流通的故事。
1917年11月底，《申报》“家庭常识”专栏刊登了一则题为《美容术》的读者来稿，称其友用牙粉和水擦脸，不到一周时间内，面容由“黧黑”“不雅”转为“洁白异常”。12月初，《申报》“集益录”专栏刊载另一位读者的求教信，表示自己在《美容术》的启发下，隔天“如法试之，果见垢泥尽去，面色颇光洁”，只是眉毛随之脱落不少，无法确定是牙粉药性所致，还是个人手法问题。在回复中，主编先是将弊端归咎于寻常牙粉中的石灰成分，接着提供了一种“优美之牙粉”配方，最后表示自己正致力于将此推向全国市场。
负责这两个专栏的是陈蝶仙（陈栩，18791940），彼时正紧锣密鼓地筹办自己的企业，即日后名噪一时的家庭工业社。他在回信中提及的改良款产品，正是其化妆品帝国的首个爆款无敌牌（擦面）牙粉。不久之后，《申报》就收到了大批读者关于这款牙粉的来稿，在赞叹其“神效”“奇效”的同时，还别出心裁地开发出各种用途，包括止血、爽身、祛疤、洗眼以及治疗虫咬、脚气、狐臭、冻疮、火眼、耳病等。这些或长或短的“用户体验报告”以《家庭备览》的标题集结成单行本，到1919年的9月已更新至第5版。
暂且不去细究这些稿源是否果如陈蝶仙所言纯粹是读者“良知上之自动”，试想一下，消费者之于家庭工业社“牙粉”的这种自发宣传，是否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刊登这类读者来稿，除了用作商业推广之外，怎样同时服务于社会公共事业？陈蝶仙的编辑身份与实业家的角色如何相辅相成？这些问题不仅牵涉到家庭工业社的成长轨迹，还关系到近代中国的民间科技与工商业发展。《美妆帝国蝴蝶牌》对此展开了别开生面的探讨。
家庭工业社的创始人陈蝶仙一生著述颇丰，并且跨越文学、商业、日用化工等领域，是近代史上值得关注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之一，陈蝶仙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中文学界有诸多研究，而且通过汉学家韩南的译介，进入英文学界。现有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其小说、戏曲创作及其担任多种杂志主编的经历，对其编写的大量科普文章却鲜有讨论。有鉴于此，本书重现陈氏科普文章的价值，分别讨论陈蝶仙早年在杭州的活动，以及后来在上海的知识生产和实物生产，开创性地将其写作和实践作为整体考察，体现了北美中国科技史研究近年反思科技的本土性和文化性、转向全球史及物质因素的取向。
在创立家庭工业社之前，陈蝶仙已经在文坛、商界经营多年，拥有相当数量的忠实读者，这批读者转化为其产品的客户、并热心帮忙推介不无可能。那么，哪些线索有助于厘清这一转化过程？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时人的口述或回忆文章。然而，对于史家而言，这样理想的资料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能在分析方法上寻求突破。继《施剑翘复仇案》之后，林氏再次展现了微观史的巨大潜能，通过整合纷繁琐碎的印迹，尽可能地还原了陈蝶仙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态。
陈氏所生活的晚清、民国，无数受过古典教育的文人无法通过科举跻身政界，转而从文化界和工商界谋求出路。陈氏毕生的跨界活动尤为精彩，其推出的产品既有偶然捣鼓出来的，也有工厂批量生产的，在民间试验的同时参考国际趋势，在工业领域和文坛分别进行实物和知识生产，他的探索因而引人思考工业活动的合理要素以及工业现代化的其他可能。正如本书的导论指出，陈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工业活动中出人意料和各形各色的面向，身体力行的物质产出交织着知识生产和文字工作。
在林氏提取的历史片段中，包括陈的名号“蝶仙”和“天虚我生”具有浪漫色彩却略带自嘲意味，委婉地表达了另辟蹊径的工商业追求；也包括其小说创作生涯的高光时刻。小说出版的商业成功，为陈蝶仙积累了创办家庭工业社的资本，而他通过小说塑造的自我形象一个在困境中真诚而多情的男子很容易激起读者的共鸣，因而与他一道为金钱所困，最终对他的逐利选择心有戚戚，从而为其营利事业正名。此外，林氏还把视线投到陈氏某些看似折腾的失败实验，分析陈氏如何从当时非主流的文化活动中诠释价值和意义。尽管陈蝶仙在杭州的公司最后倒闭了，但其传播知识和技术的创意、利用诸如《杭州白话报》的印刷媒介打广告的造势方案，实则产生了某种市场调研的效果，为其接下来从事更大规模的工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
同样昙花一现却大有深意的，还有陈蝶仙在《女子世界》（19141915）里开辟的“化妆品制造库”专栏。陈蝶仙既做编辑，也为该栏目撰稿，其中发表的文章包括如何制作肥皂、生发油、香水、口红等产品，力图带动对现代化学和物理知识的运用、对化学仪器的推广和对新奇原料的宣传，正如民国发行时间更长的《妇女杂志》“学艺”栏目一样。那么问题来了：这些配方从何而来？价值何在？林氏由此引出一个重要概念“译来技术”（translated technology）。为专栏供稿的陈氏夫妇参考的工业品制造文章来自陈家在杭州时的一位日本导师的藏书，林氏猜测这批藏书中的日文本可能从西语翻译而来的。配方中显而易见的错误则提供了一个契机，用以观察技术知识穿越国界的复杂转译过程，涉及“挪用”和“改编”。在林氏看来，尽管无法假定这些配方背后存在着具有“原创性”的作者声音，但它们是引人入胜的，因为陈氏使文本和图片组件具有兼容性，并且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使之成为令读者信服的读物。配方文本留给史学家的，既有挑战，也有思路。
对于配方的深描还涉及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玩创”（tinkering）一种“临时的、偶发的、实验性的创新形式”，带着游戏赏玩的心态。林氏认为，这些配方将物质生产活动描绘成闺秀们享受闲情逸致的一种追求。长久以来闺秀们诗词唱和的姿态，如今出现在提取溶液的环节里。对于乐于培养女弟子的杭州同乡袁枚（17161798）和陈文述（17711843），陈蝶仙或许曾有耳闻，此时的他俨然也成为一位导师，向一众女弟子（同时不排除男性读者）传道授业，只不过他教授的内容是化学、物理知识，从而使现代科技知识从工厂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甚至还可能引领全新的都市生活方式。
陈氏提倡女性自己动手制作化妆品，背后的理念是自制的物品货真价实，潜在地刺激了读者对于“制造知识”而非市场成品的消费。手工知识的掌握与否，因而用以区别读者的品位和身份。曾经作为士大夫自我修养体现的“休闲”手工活动，于是成为探索工业、资本、利润的一种正当渠道。这些标榜实用的技术知识还有更深的道德和政治意涵，契合了当时将个人卫生健康与国家富强相结合的话语。
家庭工业社在营销中带入情感元素，并培养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忠诚度，这充分体现在另一款明星产品“蝶霜”在20世纪30年代的商业推广上。印刷媒介如何调动读者情感这一议题已在林氏的《施剑翘复仇案》中有深入的分析，本书对此也展开讨论，认为“蝶霜”的广告在女性和商品之间缔结了情感纽带。女性不仅是广告模特，还是商家争取的消费者。因而越来越多的广告印有热门女星的照片、手迹、签名，将女影星视同化妆品一般批量生产，不同媒体形式叠加并置，呈现出明星面貌的真实感，使消费者对女影星的崇拜转化为对其代言商品的渴望与追求。家庭工业社既采用了西方社会常见的利用明星和粉丝的亲密感来推销，又充分调动了国货运动中的爱国情绪，挤占“洋货”在中国本土和东南亚的市场份额。
这些实践被林氏归纳为“民间工业主义”（vernacular industrialism）。作为本书的核心概念，“民间工业主义”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而是强调了生产的民间性、非正式性、手工性、家庭性，但这并未消解其“国际性”“现代性”的内涵，也没有偏离“正式”的工业发展道路。陈蝶仙既善于模仿国外制造技术和商业营销策略来打造自己的化妆品帝国，又通过注册商标、用法律手段打击同类产品生产商来确保市场占有率，这种应对方式与全球资本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这一概念还有效地整合了陈蝶仙在文学和工商界看似不相关的活动，使陈氏在工商业领域的探索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故事揭示了同为技术重塑的文化生产和工商经营在特定时代相辅相成，为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转折找到了一个方向。
本书将历史延伸到当今的现实语境。因此，林氏还从“民间工业主义”探讨到“山寨”议题这在中美贸易关系不确定的背景下，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关注。她没有对“山寨”做道德判断，而是将“山寨”这种策略性的仿造实践追溯到更早阶段，并提醒当代观察者理性地避免任何正面或负面的极端评价，回到历史语境中，反思关于产权、创新、工业发展要素等议题的常规叙述和通常理解。
全书开篇立论宏阔，章节分析透辟，结尾以史喻今，从内容和结构上看，都非常具有启发性。作者将长期处在主流历史叙述边缘的陈蝶仙及其家庭工业社成功地带入读者视野，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陈氏所代表的文化群体及其改造社会的努力。还需指出的是，对于这些努力的实际社会效益，本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书中引用的一些来信和投稿，其作者的真实身份难以考证。即便我们肯定这些读者/消费者的自发宣传具有现实合理性，仍然要注意这些具有某种“真实性”的反馈材料是经过陈氏筛选、编辑而来的产物，很可能过滤掉了对其个人或其专栏的质疑之声，尤其是当这些质疑危及其企业的经营。家庭工业社所采用的亦文、亦商、亦工艺的发展策略，如何与由各级政府、大学院系、专业协会等机构的科技探索与知识输出相互调适，从而塑造整个社会的科学样态以及常识普及，也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话题。
在20世纪初的中国，陈蝶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文化企业家，他不仅是多产的小说家、杂志编辑，还是工业领袖。他在自己的书斋里捣鼓化学，用当地特产的乌贼骨制作牙粉，研制灭火器，还在报刊专栏里分享制造美妆的攻略、推广家政常识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他译介国外的科学技术，改良制造工艺，利用媒体人的资源营销，开创著名美妆品牌“蝴蝶牌”，产品畅销海外。
费正清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郁沁近著《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以下简称《美妆帝国蝴蝶牌》），以微观视角，讲述了一代中国民间工业家进入全球资本与知识、技术流通的故事。
1917年11月底，《申报》“家庭常识”专栏刊登了一则题为《美容术》的读者来稿，称其友用牙粉和水擦脸，不到一周时间内，面容由“黧黑”“不雅”转为“洁白异常”。12月初，《申报》“集益录”专栏刊载另一位读者的求教信，表示自己在《美容术》的启发下，隔天“如法试之，果见垢泥尽去，面色颇光洁”，只是眉毛随之脱落不少，无法确定是牙粉药性所致，还是个人手法问题。在回复中，主编先是将弊端归咎于寻常牙粉中的石灰成分，接着提供了一种“优美之牙粉”配方，最后表示自己正致力于将此推向全国市场。
负责这两个专栏的是陈蝶仙（陈栩，18791940），彼时正紧锣密鼓地筹办自己的企业，即日后名噪一时的家庭工业社。他在回信中提及的改良款产品，正是其化妆品帝国的首个爆款无敌牌（擦面）牙粉。不久之后，《申报》就收到了大批读者关于这款牙粉的来稿，在赞叹其“神效”“奇效”的同时，还别出心裁地开发出各种用途，包括止血、爽身、祛疤、洗眼以及治疗虫咬、脚气、狐臭、冻疮、火眼、耳病等。这些或长或短的“用户体验报告”以《家庭备览》的标题集结成单行本，到1919年的9月已更新至第5版。
暂且不去细究这些稿源是否果如陈蝶仙所言纯粹是读者“良知上之自动”，试想一下，消费者之于家庭工业社“牙粉”的这种自发宣传，是否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刊登这类读者来稿，除了用作商业推广之外，怎样同时服务于社会公共事业？陈蝶仙的编辑身份与实业家的角色如何相辅相成？这些问题不仅牵涉到家庭工业社的成长轨迹，还关系到近代中国的民间科技与工商业发展。《美妆帝国蝴蝶牌》对此展开了别开生面的探讨。
家庭工业社的创始人陈蝶仙一生著述颇丰，并且跨越文学、商业、日用化工等领域，是近代史上值得关注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之一，陈蝶仙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中文学界有诸多研究，而且通过汉学家韩南的译介，进入英文学界。现有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其小说、戏曲创作及其担任多种杂志主编的经历，对其编写的大量科普文章却鲜有讨论。有鉴于此，本书重现陈氏科普文章的价值，分别讨论陈蝶仙早年在杭州的活动，以及后来在上海的知识生产和实物生产，开创性地将其写作和实践作为整体考察，体现了北美中国科技史研究近年反思科技的本土性和文化性、转向全球史及物质因素的取向。
在创立家庭工业社之前，陈蝶仙已经在文坛、商界经营多年，拥有相当数量的忠实读者，这批读者转化为其产品的客户、并热心帮忙推介不无可能。那么，哪些线索有助于厘清这一转化过程？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时人的口述或回忆文章。然而，对于史家而言，这样理想的资料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能在分析方法上寻求突破。继《施剑翘复仇案》之后，林氏再次展现了微观史的巨大潜能，通过整合纷繁琐碎的印迹，尽可能地还原了陈蝶仙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态。
陈氏所生活的晚清、民国，无数受过古典教育的文人无法通过科举跻身政界，转而从文化界和工商界谋求出路。陈氏毕生的跨界活动尤为精彩，其推出的产品既有偶然捣鼓出来的，也有工厂批量生产的，在民间试验的同时参考国际趋势，在工业领域和文坛分别进行实物和知识生产，他的探索因而引人思考工业活动的合理要素以及工业现代化的其他可能。正如本书的导论指出，陈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工业活动中出人意料和各形各色的面向，身体力行的物质产出交织着知识生产和文字工作。
在林氏提取的历史片段中，包括陈的名号“蝶仙”和“天虚我生”具有浪漫色彩却略带自嘲意味，委婉地表达了另辟蹊径的工商业追求；也包括其小说创作生涯的高光时刻。小说出版的商业成功，为陈蝶仙积累了创办家庭工业社的资本，而他通过小说塑造的自我形象一个在困境中真诚而多情的男子很容易激起读者的共鸣，因而与他一道为金钱所困，最终对他的逐利选择心有戚戚，从而为其营利事业正名。此外，林氏还把视线投到陈氏某些看似折腾的失败实验，分析陈氏如何从当时非主流的文化活动中诠释价值和意义。尽管陈蝶仙在杭州的公司最后倒闭了，但其传播知识和技术的创意、利用诸如《杭州白话报》的印刷媒介打广告的造势方案，实则产生了某种市场调研的效果，为其接下来从事更大规模的工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
同样昙花一现却大有深意的，还有陈蝶仙在《女子世界》（19141915）里开辟的“化妆品制造库”专栏。陈蝶仙既做编辑，也为该栏目撰稿，其中发表的文章包括如何制作肥皂、生发油、香水、口红等产品，力图带动对现代化学和物理知识的运用、对化学仪器的推广和对新奇原料的宣传，正如民国发行时间更长的《妇女杂志》“学艺”栏目一样。那么问题来了：这些配方从何而来？价值何在？林氏由此引出一个重要概念“译来技术”（translated technology）。为专栏供稿的陈氏夫妇参考的工业品制造文章来自陈家在杭州时的一位日本导师的藏书，林氏猜测这批藏书中的日文本可能从西语翻译而来的。配方中显而易见的错误则提供了一个契机，用以观察技术知识穿越国界的复杂转译过程，涉及“挪用”和“改编”。在林氏看来，尽管无法假定这些配方背后存在着具有“原创性”的作者声音，但它们是引人入胜的，因为陈氏使文本和图片组件具有兼容性，并且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使之成为令读者信服的读物。配方文本留给史学家的，既有挑战，也有思路。
对于配方的深描还涉及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玩创”（tinkering）一种“临时的、偶发的、实验性的创新形式”，带着游戏赏玩的心态。林氏认为，这些配方将物质生产活动描绘成闺秀们享受闲情逸致的一种追求。长久以来闺秀们诗词唱和的姿态，如今出现在提取溶液的环节里。对于乐于培养女弟子的杭州同乡袁枚（17161798）和陈文述（17711843），陈蝶仙或许曾有耳闻，此时的他俨然也成为一位导师，向一众女弟子（同时不排除男性读者）传道授业，只不过他教授的内容是化学、物理知识，从而使现代科技知识从工厂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甚至还可能引领全新的都市生活方式。
陈氏提倡女性自己动手制作化妆品，背后的理念是自制的物品货真价实，潜在地刺激了读者对于“制造知识”而非市场成品的消费。手工知识的掌握与否，因而用以区别读者的品位和身份。曾经作为士大夫自我修养体现的“休闲”手工活动，于是成为探索工业、资本、利润的一种正当渠道。这些标榜实用的技术知识还有更深的道德和政治意涵，契合了当时将个人卫生健康与国家富强相结合的话语。
家庭工业社在营销中带入情感元素，并培养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忠诚度，这充分体现在另一款明星产品“蝶霜”在20世纪30年代的商业推广上。印刷媒介如何调动读者情感这一议题已在林氏的《施剑翘复仇案》中有深入的分析，本书对此也展开讨论，认为“蝶霜”的广告在女性和商品之间缔结了情感纽带。女性不仅是广告模特，还是商家争取的消费者。因而越来越多的广告印有热门女星的照片、手迹、签名，将女影星视同化妆品一般批量生产，不同媒体形式叠加并置，呈现出明星面貌的真实感，使消费者对女影星的崇拜转化为对其代言商品的渴望与追求。家庭工业社既采用了西方社会常见的利用明星和粉丝的亲密感来推销，又充分调动了国货运动中的爱国情绪，挤占“洋货”在中国本土和东南亚的市场份额。
这些实践被林氏归纳为“民间工业主义”（vernacular industrialism）。作为本书的核心概念，“民间工业主义”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而是强调了生产的民间性、非正式性、手工性、家庭性，但这并未消解其“国际性”“现代性”的内涵，也没有偏离“正式”的工业发展道路。陈蝶仙既善于模仿国外制造技术和商业营销策略来打造自己的化妆品帝国，又通过注册商标、用法律手段打击同类产品生产商来确保市场占有率，这种应对方式与全球资本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这一概念还有效地整合了陈蝶仙在文学和工商界看似不相关的活动，使陈氏在工商业领域的探索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故事揭示了同为技术重塑的文化生产和工商经营在特定时代相辅相成，为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转折找到了一个方向。
本书将历史延伸到当今的现实语境。因此，林氏还从“民间工业主义”探讨到“山寨”议题这在中美贸易关系不确定的背景下，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关注。她没有对“山寨”做道德判断，而是将“山寨”这种策略性的仿造实践追溯到更早阶段，并提醒当代观察者理性地避免任何正面或负面的极端评价，回到历史语境中，反思关于产权、创新、工业发展要素等议题的常规叙述和通常理解。博鱼app官方下载博鱼app官方下载博鱼app官方下载
